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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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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人才资源最为集中的一块“智力高地”,特别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建设文化强省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近代以来,广东在中国历史的“节点”上扮演过两次“火车头”的角色,一次是辛亥革命: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到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再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这些思想在当时何止是先进啊,都是了不得的!另外一次是改革开放,如果广东人不能充分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髓,又如何能积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详细]
改革之路既然是在摸索中前进,就注定是需要时刻反省和调整的,对文化建设来说也是一样。过去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说法今天看来就是值得商榷的。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庸或者说手段,文化本身就是“唱戏”的主角。以前我们一说搞文化建设,觉得无非是搞两部舞台精品,或者出一些文艺作品,发表一些学术文章,事实上都远远不够。 [详细]
我觉得学术的钻研和普及客观上存在矛盾性,结合得不好便会觉得处处掣肘,左右为难;但只要做得好,就不觉得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引导、组织、支持都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设在中大,他们协助许多地方政府撰写“申遗”材料,参与当地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反过来也促进了“非遗”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化。 [详细]
点睛之笔
林雄:广东历来商业文化发达,广东人精明,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倾向。
黄天骥:在广东,中西文化率先实现了碰撞、交融,这就造就了广东人包容、接受力强、易变通的个性。“及第粥”,就是一个“包容出新”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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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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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吸收打工作家入作协,吕雷笑言,作家也是需要职业培训的,把他们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培养成文学工作者,也算“双转移”嘛!
我听说现在40岁以下的人,很多不看纸质的书了,这种情形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始料未及的。前段时间中国作协主席团内部也开会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分为两派意见:一派很悲观,认为网络文学将取代传统文学,网络时代“文学”将严重变形;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的载体,并不是从根本上要消灭文学。 [详细]
据估计,外省入粤劳动人口也即所谓外来工有大约3000万之多,这个群体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爱好者,我相信其中一定可以出人才。为什么呢?当年全国知青总数为1600万,现在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里面2/3都是知青,有很多知名的作家都是知青出身,铁凝主席就是。所以我听说外来工群体里有一些年轻人写得还不错时,就提议去主动拜访他们。 [详细]
富士康的事情发生后,很多人呼吁要对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怀和心灵滋养。除了对他们加强心理疏导之外,我在想,文学能不能适应火热的现实需求,为普通劳动者输送精神食粮,更好地发挥温润人心的作用?我认为这件事值得一做,因为打工群体是广东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的重要力量,他们生活没有保障,广东就算不上真正富裕。 [详细]
点睛之笔
林雄:近些年“体制内”作家推出有分量的作品少了,使得作协的影响力和威望,在读者心目中有所下降。
吕雷:中国有两大“协会”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想骂就骂的,一个是足协,一个是作协。作协的当务之急是要“去衙门化”,摆脱“官本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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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鹤,1925年生于广州,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曾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全国美协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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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鹤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耄耋老者,但他在80岁时曾经历一桩奇事———重长智慧牙和黑头发。
我常说,生在广东是我的幸运。广东艺术圈基本上没有拉帮结派、“山头”林立的流弊,艺术家用不着为投靠这个“协会”、那个“流派”而大伤脑筋。“英雄”和“狗熊”有何不同?英雄能够促使那些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处于对立面的人一同进步,使得整个艺术界呈现你追我赶、水涨船高的局面;而“狗熊”呢,就是想方设法打压别人、抬高自己。 [详细]
对于城市雕塑的重要性,我们的认识还远不如欧洲。“文化”是城市建设的“软件”,是看不见的,而雕塑恰恰可以把它“凝固”下来,形成“硬件”。好比去到罗马的人,光看当地雕塑,就足以领略其文化底蕴之丰厚。比如在欧洲,许多城市都明文规定,拿出城建资金的1%-3%,专门用于兴建城市雕塑和其他户外公共艺术设施。 [详细]
过去广州有一条街都是各种雕塑,但做得不三不四,外界意见很大。有一种声音主张全部拆掉重来,我就明确反对,因为这么做对决策者来说打击太大了,以后谁还敢来拍板搞雕塑?我的看法是原来的作品都不动,在另一条街上再搞一些雕塑,但做得更好,提高百姓的鉴赏力。城雕放在公共场所,一放就是几十年,哪怕只有10%的人有意见,也是几十万人呐! [详细]
点睛之笔
林雄:艺术作品的价值,有的时候是要通过市场来得到实现的。但过于急功近利,不利于创作出精品佳作。
潘鹤:在一个艺术家一生中,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关卡,其中“才华关”是最早也是最容易过的,而真正要命的是后来的“名气关”、“利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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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省社科联原主席。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国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权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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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振兴文化产业方面,不仅注意构建创新平台,也要注意寻找赢利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建设文化强省系统工程的长效机制。
我年前曾经碰到一个上海资深作家,对方竟然对我说,你们广东有什么文化啊?我马上就反问他,从南越王到孙中山,广东怎么没有文化?我们是有自己的优势的,特别是近代时期,广东是全国意识形态的创新中心,维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澎湃,朱执信、杨匏安等人更是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上世纪20年代以降,中山大学曾是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的重镇。 [详细]
我个人以为,要尽快改变必须借助当代西方学术话语来阐述自我理论体系的尴尬局面,要让“人权”、“平等”、“自由”、“博爱”这些词汇的注释中,融入和留下我们中国人的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把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变为全球共享的价值体系,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牢牢占据重要一席。这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可回避的使命。 [详细]
广东拿得出手的文化品牌很多,关键是我们梳理、挖掘、打造得不够。我们现在很重视黄埔古港、黄埔古村的研究和修复,就是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它们长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商业文明、海洋文化、华侨文化以及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等诸多研究的交汇点,应该作为一个重点品牌好好经营。 [详细]
点睛之笔
林雄:一个文化品牌只有通过具体、“有形”的呈现,才具有说服力。
张磊:西关小姐、东山少爷、荔湾骑楼、醒狮粤剧等都是广府文化的局部或是表象。我认为广府文化最可贵之处,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之心、进取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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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广东省人大制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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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青是一位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型领导”,他与林雄的访谈集中在文化政策的制定、把握舆论导向、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目前广东所处的历史阶段,既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延伸,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它的意义可以说不亚于当年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新时期很关键,思想阵地很活跃,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需要我们调整思维和工作方式。不转变是不行的,转变得不好,也不行。 [详细]
新一代外来工已经和过去老一辈进城务工的农民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年轻的外来工和城里长大的年轻人一样,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如父辈。放眼全社会,贫富差距给今天的劳动者带来了普遍沉重的精神负担,人文关怀一旦缺位,普通人得不到心灵的慰藉,极易导致诸如轻生这样的极端行为。 [详细]
我觉得有三点是一定要坚持:第一,广东一定要保持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第二,一定要坚持改革的勇气。第三,一定要抓好队伍建设。能否打赢“转型”这场硬仗,人的综合素质是决定性因素。相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文化强省两项重大工程的要求,我们干部人才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 [详细]
点睛之笔
张汉青: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信真善美对人心的感召力,人都是择善而从之的。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是最难的,但唯有精神可以跨越时代,传承下去。
林雄:一家志存高远的媒体,一定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正气和积极促进社会成员之间和谐、维护国家利益的健康力量,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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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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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森在经济、文化之间从容往来:说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不必在乎外界眼光,紧要的,是内功,是积累实力,“自摸”才是硬道理!
在广东人的思维中,所谓“学问”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书本知识,精英智慧;二是民间智慧,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习得的,今天不是有个词很流行叫“街头智慧”吗?也是一个意思。广东人中间“民间智慧”是十分发达的,顺德人说的“靓女先嫁,不要等到更年期”,“人家坐凌志,我要坐奔驰”,还有“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解决”。 [详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状况,人们的文化意识才会得到提升。比如东莞最近振兴“莞香文化”,把焚香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过去生活水平温饱都达不到的时候,哪有条件去考虑什么香不香、臭不臭的问题。关于粤商,广东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陆续出炉,比如小说《大清商埠》在全国书市上获得了热烈反响,剧本正在打磨中。 [详细]
我们怎么才能把粤商文化更好地宣传推广出去?没有比影视传播更好的方式了。我觉得广东拍摄影视剧,不缺资金,缺的是人才和一整套完整的培训机制。比如我们能不能在中大设立一个影视学院,与上海、北京电影学院鼎足而立,但办学路子又不同于他们?京沪是学院派,科班出身,香港是明星制,实践机会多,广东能不能把这两条路子结合起来,与香港联合搞“双轨制” [详细]
点睛之笔
黄树森:近代以来广东人的“知识体系”可说是中西混血杂交的,这显然超越了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科举文化的范畴。
林雄:当年小平同志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或许当初只是考虑到广东远离京畿之地,毗邻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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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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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学者,我认为最重要的除了要有激情,还要有责任心和良知,不能占着位子不做事,也不能光做自己的事。
我一直认为广东历史上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尚未被充分开掘的潜力。据有关专家考证,徐闻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所以岭南自古就有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传统。在广东人的人文性格当中,如敢为人先、开放务实、不玄虚、不空谈等特质,都与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详细]
“文化复兴”不等同于否定现在,也不是重复历史,而是要以当下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作新的诠释。当中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即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是有周期性的,而中华文化,当前也到了一个需要向前推进的新周期。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我认为是伦理道德、价值观体系,包括伦理的实践。 [详细]
现在世界有不少国家都成立了华文文学协会,有的国家还举办华文文学大赛。早在1988年,泰国《新中原报》和泰华作协就举办泰华文学金牌奖,还请我和台湾的柏杨任评委。入选作品中,有不少是广东移居泰国的作家创作的,从作品的题材、语言、风情民俗处处都能看到岭南文化的影子。当时我就发现从广东方言入手研究在东南亚的文学变异,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详细]
点睛之笔
饶芃子: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有周期性,而中华文化,当前也到了一个需要向前推进的新周期。
林雄: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复兴",不等于"复古尊孔",像穿汉服、恢复繁体字这些提议,实际上是把"复兴"内涵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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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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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雄询问老范告别舆论中心、转投“象牙塔”中的感受,老范遥遥一指墙上的《卸任图》一行字:“不当官的感觉真好”。
广东离真正的“传媒强省”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我们的确有一些媒体名气很大,读者数量很多,但把社会影响力转换为市场有效影响力仍要下大功夫。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才称得上是传媒强省。有些新媒体做得很好。例如总部设在深圳的腾讯,去年营销规模达120亿元,利润60亿元!相较之下,广东的传统媒体比起国外大型传媒集团,还有比新媒体来说,只能算是“小本经营”。 [详细]
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新媒体发展势头很猛,且强者愈来愈强,的确对传统媒体冲击很大。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全国报业曾经发起过一轮关于“报业寒冬论”的大探讨。我一向持这么一个观点:从时间上来说,传统形态的纸媒不会马上消失,它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存下去;从报业规模来说,总体呈缩水趋势,但报纸的数量不会直接下降。 [详细]
我认为,文化强省是经济强省的一部分,文化建设将对经济建设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文化强省”又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前者包括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人心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塑造对外宣传形象等;后者集中体现在文化产业领域,一定要融合到经济中去,文化的力量才会实现最大化。 [详细]
点睛之笔
范以锦:对于报业来说,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学会根据新媒体的规则来办事,但是也不能丢掉传统报业的优良作风。
林雄:人才流动激发了报业集团的内部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年南方报系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也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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