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朱镕基第二次视察北海时,曾专门问起帅立国的情况,被告知已经退休。5年前,朱镕基第一次视察北海,此时帅立国任市长,北海是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统筹:李召 韩福东
2009年9月3日正午,从机场出来后,北海迎面而来的第一个信号则是机场出口外一个楼盘的巨大广告牌:“不来看房是你不对,来了不买是我的错。”
这座城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正处在房价的燥热期。但它又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因为仅仅六年前,它还被称之为中国“泡沫经济博物馆”；再往前追溯,则是一幅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画卷,它代表着改革开放中最高歌猛进的一段；至于从1949年到1984年被定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这段缓慢的、乃至时有停滞的历史中,北海一如既往的蛰伏着,等待一跃而起的机会。
实际上,这种机会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开放史中,也偶有闪现:早在西汉时期,这里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始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字,北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它最为精彩的一跃,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其发展势头一度盖过了深圳,但又旋即湮灭。
“因此,我们认为这里有三段开放史,中间那段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开放’,如今看起来,潜伏了日后发展的各种要素,这对北海及其附近区域自彼时至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跟我讲述上述历史的,是北海市前市长帅立国,那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我坐飞机来北海找他之前,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联系,我想从他那里得到关于这座城市在60年风雨变迁中的轨迹。这个人名叫任玉岭,今年71岁,曾任北海市副市长,现今国务院参事。几乎每一个早期设计、参与北海大开发的风云人物,都会推崇地称他为“精神领袖”。
在中国,无论是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还是新中国六十周年,北海始终是一座绕不过的城市；而要讲述北海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三个人同样是绕不开的。
因此,我还想找到第三个:北海市前市委书记王庆录。
18年前,这三个“属虎”的男人——现在是老人了——在中国北部湾一角,搅起大风大浪后,如流星般闪现,其命运轨迹跟这座城市一样,在60年家国中回味,意义深远而令人唏嘘。
“北海泡沫不是我造成的”
从机场进入北海市区,是由一段深浅不一的柏油路上到笔直阔气的水泥路的过程,无论是藏在繁华闹市中崭露头角的老城区,还是海滩边上空无一物的烂尾楼,都在时刻提醒我历史的存在--这座城市,至今还是在18年前那张北海城市规划建设蓝图上缝缝补补。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北海当政者面临的问题,是寻找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石和工业复兴之路。这是18年前的教训,也是现在的隐忧。
帅立国的家位于市区内一条名叫花园街的街道旁。关于此地,《北海日报》1992年的一篇报道称之为:狗肉飘香一条街。如今也是有名的夜宵街,店面林立,充满了市井氛围。北海市前市长的家,就隐在这片绿树林荫祥和的邻里中,那是一座安静的小洋楼。
他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以致我随便进入一栋房子内,三个打着赤膊正在喝酒的男人告诉我,往前面一拐就是了。但随即又颇为警惕地看着我说,对面就是派出所,你最好去问问警察。
“老市长现在不过问政事,把精力转向宣传北海。”53岁的门卫向我介绍了帅立国的新职位——中华文化促进会北海分会主席时说。下午1点半,这个节点,对于一个71岁的老人来讲,正是休息的时间。他从不想被人打扰,除非是自己愿意。
退休后,帅立国沉默了14年,对那段历史缄口不谈。提起当年的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在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
我们的谈话是从朱镕基聊起。在路过附近一家书店时,我发现,刚出版不久的《朱镕基答记者问》被摆在显眼的位置热卖。如媒体所言:退休6年后,朱镕基以一本新书的出版回归公众视野,其意义已超过书籍本身,必将引发国人对其鲜明个性暨经济上的“朱镕基时代”的切身记忆与情感涟漪。
帅立国关切地问:“里面有没有提到北海?”
我说:“应该没有,绝大部分是回答境外媒体提问。”
他顿了一下,说道:“如果他还来北海,我当着他的面也要说,北海的泡沫经济不是我造成的。”
关于北海的历史,外界流传的版本纷纭繁杂,真正的核心人物却都打上了“委屈”、“沉默”、甚至“回避”的烙印,而如果单纯从追究责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则是事后诸葛以及对历史的不公。我在几天前与任玉岭联系时,“泡沫经济”一词似乎触痛了他。
“你一上来就说什么泡沫经济,我跟你没什么好谈,你为什么不谈北海的大开发?为什么不想想,这么一个城市这么短时间内积聚了那么多财富,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我被这一连串诘问怔住了,在与他约定一周后广州见面之后,于是决定前往北海,先去找其他两个核心人物碰碰运气。事实上,七天之后,当我打电话给任玉岭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正准备次日去安徽开会,之后再到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半个月后,我终于走进他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7楼住所内,与他相对而坐,他坦陈:“关于北海那段历史,实际上,我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
很显然,前市长帅立国对接受采访也经历了这样一段思忖的过程。
“现在是该说话的时候了。”十多分钟后,帅立国说。他正在着手写一本关于北海大开发真相的书,在此之前,他决定先接受我的采访。
三个“属虎”的男人
与中国大多数期待经济发展的城市一样,改革开放之前,北海都是在沉默无声中反复折腾。这段历史进程包括,它经历了“三上三下”--1949年后原为广东省辖市,1952年降为县级市,1958年降为人民公社,1964年恢复到县级市,1983年恢复到地级市；以及“三进三出”——原属于广东,1952年划入广西,1955年划回广东,1965年又划回广西；它甚至经历了“三次战争”——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期间,中国支援越南的物资从这里的港口运到对岸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自卫反击战中,这里是后方与前方的交接点,双方因此关闭了各自的港口。
真正将北海带入发展轨道的,是在1984年。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这14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一如从北往南的序列,北海像甩在尾巴上的老幺,眼看着其他城市风生水起。以至于1985年9月,47岁的王庆录从北海市委副书记职位上“转正”,当上“一把手”后立刻感觉“北海是‘盲肠’、‘地角’”。
在他的第一届市委书记即将任满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89年初,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考察北海,王庆录提出,希望国家科委为北海选派一名科技副市长。
他们选中的是,时年51岁的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任玉岭,这位南开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高才生,即将从自己专长的学术研究领域涉入改革开放这个大命题中来。如果眼前有张中国地图,此时的任玉岭,目光投向这960万平方公里的河流山川时,在中国北部湾这个标注着“北海”的地方,也仅仅是一扫而过。他向当地的朋友打听到的结果是:一穷,二远,三热,四内讧。最后,国家科委副主任蒋民宽向他承诺,“你去干,觉得好,继续干下去,不好,随时可以回来。”
1989年9月13日,任玉岭独自南下,直到北海,这是个随地可见鸡粪的穷旮旯,丝毫看不出日后喷薄而出的征兆。陪同的王庆录也不忘跟他说了实话:“北海是个盲肠,是个地角,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至多能成为30万人口的城市,你既然来了北海,那就抓两个项目,为自己树个碑,立个传,干两年回北京有个交待就行了。”
档案中这样记录:当时的北海,只有一条马路,财政收入几千万元,人均工业产值也只有全国人均的三分之一,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只有2900万元,科技三项经费只有5万元……
这是1989年的北海,距设立沿海开放城市整整五年时间,当它的邻居广东人正以原子裂变的态势在城乡迅猛铺开发展各种层次的商品经济时,这里的人们还处在“负债经营”风险,“商品经济”属性等问题的困惑中。
在广西首府南宁,同样困惑着的还有一个叫帅立国的石化厅副厅长,他比任玉岭小几个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如果时光能倒流,1961年之前的四年里,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咫尺间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没准两人还能擦肩而过,当然,谁也不会想到,数十年之后,这两人会重逢在北海,搅起滔天大浪。
帅立国出生于桂林艺术世家,其父是中国著名的油画家、艺术教育家,是西洋画传入广西的第一人,广西艺术学院创始人之一。1980年,帅立国赴美国留学,归国后,先是跻身教育界,人到中年,才开始践行父亲“工业兴国”的期望。
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1990年5月,帅立国被任命为北海市市长时,正好51岁,在仕途上,这是个尴尬的年纪。“我别无所求,只想做些实事,做些有意义的事,”帅立国说。他人生的序幕拉开了,与此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北海大开发序幕也拉开了。
“墨迹布阵”与“北海现象”
在帅立国上任之前,任玉岭已经开始为北海造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出色的鼓动者和宣传家。
刚到北海没几天,《北海日报》一名记者问任玉岭,你对北海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我爱北海。我们无法揣测当时的语境,但这句话却引起了后来很多来此开发创业者的共鸣。
在任玉岭看来,北海与日本九州岛大分县之初很相似。上世纪80年代,大分还是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很多年轻人到外地打工。平松守彦由国家土地厅到大分任知县后,开展“一村一品运动”,提出了“爱大分建大分”的口号,收到了好的效果。
任玉岭曾受国家科委派遣两次到大分县进行考察,与大分知县平松守彦先生进行了多次的深入交谈和探讨,并实地考察了“一村一品运动”。
到北海赴任时,他还记得与平松守彦的谈话。“于是我初到北海就提出了‘我爱北海’,以自己的行动,号召大家‘热爱北海、建设北海’。”
这对推动北海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当时的资料,也引起了新任市长帅立国的共鸣,他在一些场合也这么说:“任副市长爱北海,我也爱北海。”
谁能想到,当他们还是年轻人时,曾在同一座城市,理念相近的两所大学接受教育熏陶；在成长的轨迹中,两人又各自在国外游历学习；等有朝一日,这些学识和眼界,最终变成了行动力。
任玉岭上任后第一次回北京,在北海找不到拍照留念的地方,他在宾馆前等了足足十分钟,才有一辆车子经过；帅立国那时骑自行车到市政府上班,每周一最重要的工作是参加集体劳动,在市政府大院内斩草除根,“我很纳闷,这些草长得好好的,只要拔去一些杂草就行了,为什么要将地皮铲得只剩泥巴?”
于这些琐事中,潜伏着新思维即将到来的变局。
当北海跃跃欲试时,无论是王庆录、还是两位正副市长,都异常团结,尤其是最初几年。
他们急需解决一个问题: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后,解放思想这个词此后几年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徘徊、观望。能否做?该怎么做?依然是让这些地方上的主政者们头疼的事。
起初他们的参照物只有广东,后来又延伸到了海口,后者给其带来深远的影响。帅立国开始带领班子多次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考察,研究此间引进资金办工业的种种政策,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做法。据北海官方记录,1990年10月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海政府官员曾先后三次到广东取经。
任玉岭也加大了对北海的宣传攻势,三年来,他在各种会议上介绍北海500多场次,邀请和接待记者400多人,演讲场次之多,可谓创了市长纪录之最。
市委书记王庆录亲自为他物色加拿大留学归来的秘书人选,成立了十人组成的“任玉岭副市长办公室”。
1991年5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开展“解放生产力”学习运动,在此期间,帅立国有个即兴报告《造势、布阵、用将》,小标题是:谈北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三个小时里,这位市长将北海的整个发展思路娓娓道来。“如果要谈思路,这也是北海发展的整体施政策略。”帅立国说。
“埋头苦干这句话我不同意,苦干我赞成但不能埋头,商品经济,一定要造势。怎么来造呢?”分析了半天,他们认为:开放实际上是要占领海边,内地城市正在积极寻找出海口。深圳、海南经验告诉世人,谁先占领出海口,谁就取得了主动权优势。
此役,任玉岭功不可没。他造了一个“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势,以及“一城系五南”,“一口通六西”来宣扬北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北海的主政者们,逢会就讲,讲到了全国,讲到了国外,北海优势闻名遐迩之日,也是国家承认之时。
李瑞环到北海时,帅立国与他交流如何搞城市建设。此前的理念是,是依托老城区规划发展。但北海老城区只有三点多平方公里,依托它?到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帅立国问。
“我提出了‘墨迹布阵’,我本来是搞画画的,一张宣纸上,甩几个重墨,墨一渗透,就可以扩散了。”实际上,就是在北海土地上搞10个开发区:以点布阵,扩散发展,连成一片。
帅立国说:“为什么北海会释放那么大的能量?因为我们‘一个政府变成了10个政府’,我们把项目的招商审批权全部下放给10个开发区,他们到处开招商引资会,远比我们更有效率。”
当时北海的人事局局长在北京国家人事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报名的就有3万人。当年一大批精英来到北海,素质都非常高,证监会首任主席培养的10个金融博士里,有8个来了北海。
“我们后来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把城市格局拉开了,比深圳速度还快。有人称之‘北海现象’,在我看来,‘北海现象’最大的变化特点就是‘日新月异’。全国400多家建筑公司开进北海,142家甲级规划设计院在这里开设分院,‘川军’、‘湘军’、‘新粤军’、‘中央军’都聚集到北海。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帅立国说。
从南宁学习回来后,恰逢帅立国任北海市长满一年,他写诗纪念:珠女爱贤才,乡情动地哀；驾云逐浪去,呼风唤雨来。此时的北海,怎么看,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姿态。
如果将几个月后,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各地“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冲锋号,帅立国认为,北海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说,“机会总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20个“暴”字背后的狂热
这一年,一个叫杨恒利的人来到北海,包下了北海富丽华大酒店的整层楼,他在宾馆里等了一个星期,终于见到了外出回来的市长帅立国。
他需要拿到一批土地,用以实现他脑海里异想天开般的想象——在北海最好的沙滩银滩附近建造365栋别墅。
土地市场化,这是最典型的“北海现象”,也是帅立国“做市长的最大秘密”——用好手中的土地。
1992年,海口市长李金云退居二线后曾到北海访问,向他说出了上述秘诀后,帅立国若有所悟,马上挑了一个副市长一道去海口金盘开发区考察。回来后,帅立国关门在家研究了一个星期的土地政策。他发现,尚未城市化的土地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土地成本,它包含农耕价值和土地开发所需要的城市建设配套成本；二是土地的期望值,土地能卖多少钱?除了成本以外的期望值有多少?
“修得正果”之后,帅立国随后召集副市长、副秘书长以上的干部关在宾馆里开了一个星期闭门会议,学习土地政策,领悟土地所蕴含的价值。
如果让投资者只支付初始成本,把巨大期望值留给开发商,就会产生无穷的动力。帅立国的观点是,“政府只要收回前面的成本就可以了,余下的期望值全给开发商”。
因此,在北海开发前期,这些土地甚至是5万元一亩批给开发商,用来建造各种开发区。但这番面谈,帅立国并没有给杨恒利优惠价,而是按10万元一亩的市场价将土地划拨给他。
越来越多的杨恒利来到北海,随着开发区的兴起,带来了北海的房地产热、项目投资热、旅游开发热、基础设施热和文化事业发展热。北海市档案馆里的资料显示,上述各类指标中,有的甚至比此前翻了300多倍。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当年的一家媒体这样描述: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元/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任玉岭说,当年只顾着往前冲,土地政策有些不周全,“连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低价拿到地,但这些部门不可能有钱开发,结果只有一个,拿出去炒卖”。
头脑发热时,无论是王庆录、帅立国、还是任玉岭,都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从1993年春天起,杨恒利的“海泰娱乐度假中心”开始炒楼,炒楼花,买来买去,到后来一个楼盘是团烂账。随着接下来中国金融系统中发生的巨变,杨恒利再也拿不出资金,海泰项目停滞了。
1993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回去没多久,中国金融系统开始整顿。有消息称,正是朱镕基的此次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对于刚刚冒头的北海而言,这是一次“斩首行动”。帅立国至今耿耿于怀:“所有项目不能上马,都给一刀切了。”
杨恒利的海泰别墅,成为北海,乃至全国最大的豪华烂尾楼别墅群。
在帅立国和任玉岭两人记忆中,朱镕基来北海,并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批评北海。“他临上车前还说你们做得很好。”任玉岭说。
但是,帅立国也承认在几次会议场合,朱镕基都点了他的名字。这里成为“烂尾楼”与“泡沫经济”的代名词。此后,北海进入了一个长达10多年的休整期,留在北海沙滩和市区内的一幢幢烂尾楼,使得这座城市被称为中国“泡沫经济博物馆”。
大潮退去,北部湾再崛起
起初,帅立国还准备最后一搏。宏观调控一年多后,他着手与德国谈一个总额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宏观调控调的是国内资金,国外资金调不到,同时,钢材、水泥、建筑材料等各种成本却降了下来,是我们发展的好机遇,北海应当把目光放到国外去。”他对手下的官员说。但这次,机会并没有站在他这边,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否定了这个项目。
几个月后,1995年5月4日,北海换届。帅立国突然宣布,“辞去”市长职务,被安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任旅游局局长；王庆录也离开了北海,调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
在北海的发展史上,这次换届意味着,十多年前的那次北海大潮彻底退去。新任班子上任后,任玉岭还留在北海,工作更重了,多的时候他管了近20个处级单位。
而后十多年间里,北海领导班子换了六轮,无论哪届都在做同一件事:处理烂尾楼。任玉岭说,“这事很伤脑筋,办公桌上堆满了诉讼卷宗,又要忙着接待协调各种状况。”
其中,杨恒利留下的海泰别墅群最为头疼。1999年,杨恒利从海外归来,刚刚在成都机场落地,立即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截住。此人牵扯出北海大开发时的一些阴暗面。也牵扯到了王庆录,他已经升任广西政协副主席。
据查:王庆录在担任北海市委书记兼市项目评估委员会主任期间,与北海海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恒利相识。应杨恒利的请求,对其公司在确定项目、土地规划、调整土地价格、征地拆迁、解决土地纠纷、供水供电等方面给予多方照顾。此后,王庆录收受杨恒利港币5万元。其妻子、儿子借逢年过节、迁居搬家、出国出境旅游、生病住院、办理出国定居之机,索要和收受杨恒利港币18万元、人民币23万元。
2001年,王庆录被双开,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帅立国也从政协常委任上退休,对过往保持缄默。1998年,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时,问起帅立国,政府工作人员回答,已经退休了。“啊,怎么这么快就退休了?”据传话的人说,当时朱镕基感触颇深。此前一年,任玉岭病倒在办公室,辞职离开了北海,到处辗转求医,而后终于回到北京,与妻子团聚。“北海三虎”最终敌不过岁月的变迁。
2003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处置海南和广西北海市积压房地产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北海的“烂尾楼”成为享受免税政策的对象。这个政策实际上拉动了北海处置烂尾楼的序幕。到2006年,当地政府称,北海已经“消灭”了所有烂尾楼。
“北海不仅是泡沫经济博物馆,更是全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博物馆,北海的问题囊括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所有问题,可是我们还没有给予北海应有的关注和研究。”一名受访者曾在媒体上说。
帅立国又回到了北海,在当年的政府大院宿舍安度晚年。“那时候一心往前冲,没管那么多,不像现在,环境和秩序那么成熟。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什么也不干,经验和教训也无从谈起。一个地方领导,如果什么事都听上级的,是干不了什么事的”。
北海如今的发展思路,写在一本厚厚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构建北部湾开放新格局,成为提升广西能级、深化沿海开发、承接产业专业的北部湾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增长极,成为北部湾先锋城市,成为国际闻名、近悦未来的‘东盟门户,海湾之城’。”
翻开这本书,帅立国看到了很多当年的影子,他说,“与我们近20年前的做法是不谋而合的,包括服务‘三南’、‘西南出海大通道’等提法,也承认了这里是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地方。我们当时做了国家应该做而来不及做的事情,错在哪里?”
在这个安静的院子里,还有“北海三虎”的印象。帅立国家隔壁,是任玉岭的房子,长时间没有开过门。再往前,侧对面是王庆录的家,如今门庭冷落,据帅立国说,早已经不住这里了,“离开了北海,住在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