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被赶超”应是“广东制造”的努力重点

梅新育

数十年来外向型制造业的大发展已经让以消费品为主的“广东制造”几乎覆盖了地球上每一个有人定居的角落，一场八十年未有之危机又令“广东制造”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危机高潮之际，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外向型程度最高的广东遭受冲击最为显著，也把“广东制造”加速推向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广东制造”面临抉择，而正确的抉择又需要在整个国家发展和全球背景上思考方能作出。

广东制造面临的抉择是复杂的，其复杂之处在于面临着双重压力。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中国经济的压力虽然巨大，但目标单一，就是“赶超”。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艰苦创业，中国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一穷二白的“前现代”经济体，而是已经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头衔，但还没有成为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双重目标和压力，一方面是继续“赶超”领先于我们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防止“被赶超”。具体到产业部门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在新兴先进制造业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需要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庞大规模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防止迅速被其他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取代。前者无可争议，后者为什么？因为两大原因：

——中低收入群体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永远占世界人口的多数，对于他们来说价格永远是赢得他们青睐的最具竞争力的手段，我们不能把这个最广大的市场拱手让人。我们的产业战略家们、我们的企业家们可以在衣香鬓影、环佩叮当的高雅场合讨论我们产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分析我们未来的市场，期望争取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不能忘记上述基本现实，避免重演“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中国需要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仅仅为数百万、千把万所谓高收入群体服务绝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我们只有占据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才能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

对于广东而言，防止“被赶超”的任务比全国其它省份更为突出，因为广东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业在全国最为发达，因此一旦“被赶超”而遭受的冲击也会最大；因为广东出口导向制造业中外资所占比例最大，相应地受更低成本吸引而外迁的内在动机最强烈，而内资企业的外迁可以在减少本地GDP的同时增加本地GNP，外资企业迁走则通常不会给本地留下任何东西；因为从全国经济布局来看，广东虽然也要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但不可能如同其它某些省份那样资本设备制造业占据大头，最终还是消费品制造业主导。

既然如此，如之奈何？在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阻挡的条件下，“广东制造”防止“被赶超”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从昔日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转向依靠完备产业配套的范围经济效益、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优越的基础设施、高效率公共服务和充沛的高质量人力资源。有了这些，我们就不仅不害怕“被赶超”，还会拥有更强的底气去“赶超”。

——在短期内，充分利用危机余波荡漾仍将持续很久的机会，大力通过直接投资切入主要出口市场的流通环节，从而较快地提高我们整个出口的收益率，摆脱只能在低增值制造环节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争夺刀锋一般微薄利润空间的厄运。根据笔者走访所见，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通常能把自己出口价格提高30%—40%，其它企业为什么不能向先行者学习呢？

——在中期内，“广东制造”要通过生产能力转移与内地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特别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我们需要利用危机最大程度发挥淘汰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对手的效果；但在危机真正淘汰了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后，为了长远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环节）又需要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开展投资，把他们的类似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因为目前这些国家的这些产业并不是掌握在中国资本手里，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纯粹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充分地利用这场危机的这样一种效果去淘汰他们；但生产的国际转移潮流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成本最为敏感，因此也是流动性最高的制造业。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无论我们怎样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低增值制造环节最终仍然要大量地从中国向低成本的、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不可改变的长期趋势，我们借助当前的机会把未来的海外生产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届时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发生之际依然享受到相关利益，虽然损失GDP，但增加GNP。TCL越南工厂中工人月薪折合七八百人民币，惠州工厂工人月薪1700元人民币，在越南基础设施改善到一定程度之后仍指望简单组装环节继续大量保留在国内是不现实的，也有损于该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但国内工厂可以把生产更多地集中到资金、记述密集程度更高的元件制造环节。

——在长期内，广东制造、乃至整个中国制造需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关于这一点，目前的谈论已经很多，问题是这些谈论基本上都局限于西方国家创造发明和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下的商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局限于西方国家发明创造及其生活方式下的商品必然令对方享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够让全世界消费者追逐中国生活方式下的商品，我们就在全球分工和收益分配体系中占有天然的优势。而且，这种长久不拔之优势又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去赢得的，因为一个小国即使富裕，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很不容易成为全世界消费者追逐的潮流；而一个大国收入的持续上升、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对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逐，这就为我们创造了赢得持久天然优势的机会。

以茶产业为例。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一篇文章不是讥笑中国是“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吗？那是作者和许多读者没有想通。如果我们单纯追随所谓“国际口味”发展茶产业，我们就不过是把我们的茶产业推向类似今日加工贸易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改从中国饮茶习俗，欣赏和追求中国茶叶风味的精妙之处，我们就不仅能够为有限的农地赢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还可以把越来越多的海外农地发展成为我们的原料供应地。无须讳言，殖民时期的印度茶业问世不久就将正在清末的中国出口茶打得一败涂地；在立顿茶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在杭州也出现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现象。但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任何一个欧洲小国都可以欺负中国而无须承担多少真实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必定被视为弱者、落后者的野蛮习俗而不会受到多少外国人的追捧，但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创业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国势蒸蒸日上的形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笔无形资产充分利用起来为自己取得更大利益而还是要一味惟西方风尚是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