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广东产业升级目标应高于长三角与京津唐

广东历来被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诸多领域，广东总是“先行一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广东的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郑永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广东的这次思想解放表现在改革政策上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领域，即政治改革方面的行政体系变革和经济方面的产业升级。这两个方面既配合着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为中国的总体改革寻找着新的方式和途径。

广东的经济改革：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唯一的道路

记者：广东学习贯彻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这一年，也正是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的一年，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广东下一步走向提供了什么警示？

郑永年：金融危机更显现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否则将有经济衰退的冲击。珠江三角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大工厂，但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环保问题，这个模式显得不可持续。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显现出来。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广东一些产业尽管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但还是停留在原地。当然，来自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的阻碍也是产业升级困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面临危机，改革必须进行下去，否则就没有出路。

记者：产业升级和调整是《规划纲要》，也是广东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药方”，在这方面你有何建议？

郑永年：广东提出“双转移”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提出来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从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发现，这个花了44年、从第三世界走到第一世界的国家，在过去进行了多次产业升级，且持续升级。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腾笼换鸟”的阶段，这是必须的，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金融危机到来，政府面临经济增速保“八”和保就业等棘手问题，产业升级面临极大压力，然而眼下不着手产业升级，未来问题更大。产业升级的问题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而且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个未来。广东在部分产业升级方面落后于长江三角洲，甚至也落后于京津唐新兴产业，因此广东产业升级的目标要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

广东非常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记者：这一年多来，广东吸引众多央企在粤落子布局，提升产业结构，对于政府在引导市场的主体企业发展方面，你有何建议？

郑永年：广东“腾笼换鸟”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广东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比较灵活，“笼子”也是为它们准备的。这次金融危机后，西方的中小企业受到一片打击，如果广东可以结合民间的融资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那些技术含量很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要倒闭的中小企业，把他们请到广东来，那广东的产业就能升一大步。西方的中小企业很多是家族企业，它们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之所以生存不下去并不是技术不行或者产品销量不行，主要是资金链断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到西方搞大型企业的并购，容易被国外贴上政治化的标签。但中小企业没有这个问题。因此广东要在重点引进央企布局同时，非常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广东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大发展，优势就在于中小企业，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就起自当初的中小企业，重视他们在市场创新、吸纳劳动力重要作用和对经济贡献。

记者：就业问题在珠三角地区比较突出，一方面，近年来一部分工厂更加缺乏劳工，而另一方面，每年输送至社会的部分毕业大学生却找不到工作，在就业者培训方面，政府可以做哪些工作改善目前困境？

郑永年：珠三角有高端产业，低层次的产业更多，而中间产业的中小企业比较少。一个地区的教育，一定要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然而目前在珠三角，一方面，技术工人大量缺乏，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广东可以学习新加坡经验，引入很多理工、技术类院校，培养知识性技术工人，使教育水平能与社会经济分工适应。

广东应该和港澳携手走向国际

记者：外向型经济是广东经济的特色和主要支柱之一，但是金融危机也更加暴露出目前广东外向型经济的软肋，下一步广东产业应该如何扬长避短，进一步发挥外向型经济的优势?

郑永年：广东经济应该更加内地化还是国际化？在过去，广东一直带着香港、澳门制造业往内地走。但现在广东经济的力量壮大了，我认为应该调整方向，在开拓国内市场同时，也要往外走，走出国门。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产品都已经走去了，但是集中在低附加值领域，牺牲了大量的劳动力，付出了环保等高昂代价，这对中国也不公平，一双耐克鞋120美元，中国可能只赚了2美元，因此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是眼下最紧要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不出口具有传统优势的衣帽等制造业，产业升级不仅仅指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也包括同一产业内的升级，意大利一件衣服的利润甚至超过国内上百件衣服，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朝着意大利服装的方向努力。如何去追求附加值高的领域和技术创新型的领域，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规划纲要》中提出，广东要加强粤港澳合作，港澳地区过去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推力，也是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沿，在新时期，广东应该如何加强与港澳地区之间的合作？

郑永年：珠三角地区是国际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广东经济外向度高，但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要加强与港澳合作，联手发展金融业、影视业等。香港依靠内地的发展，但是不能大陆化，全球化是香港的另一条腿，这条腿不能萎缩。广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还要考虑国家发展利益，协力把香港做成中国的“华尔街”，使之和上海分工，中国完全可以有两个金融中心。而广东则必须有一个金融平台才能参与国际产业的竞争，广东应该和港澳携手走向国际。

行政体系变革在于是否具有意义创新

记者：《规划纲要》赋予广东“先行先试”的责任，今年以来，广东多个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行政改革方案，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你如何评价广东的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进行的尝试？

郑永年：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更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广东的这次行政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顺德可以说是县级市，是一线政府，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线政府的改革因此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基础问题。

深圳的改革已经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行政层级问题，二是权力分工与制衡问题。深圳的改革尽管局限于一个城市的内部体制，但已经涉及到减少行政层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深圳改革的遗憾无疑是没有把党政关系考虑在内。从成功的国际经验来看，行政改革一定要与政党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顺德的做法是党政合署办公，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层面现在比较明确，即党政分工。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一级政府，无论是党还是政，面临的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更有利于政府清廉和行政效率提高。

记者：按照广东贯彻《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进度，要做到2009年当年开好局，四年大发展，十年大跨越。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72500亿元，力争赶上韩国，迈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你认为在经济、城市化水平等硬指标以外，从更宏观层面而言，珠三角的一体化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政府部门更加倾力关注？

郑永年：这几十年来，中国都在执行赶超战略，我希望政府部门能把计划改为规划，硬指标不那么重要，对于政府而言，要把握发展的大发向，使社会发展协调可持续，并着重与发展的质量。去年保“八”，一些地方机械理解，争相上能源等大项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程，因此需要科学看待目标。

南方日报记者/景小华 实习生/杨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