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实施在即，许多人都期待着这部有着“经济宪法”之称的法律能够促进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据报道，不少国内企业正在“磨刀霍霍”，准备起诉那些巨型的跨国公司，比如微软、联邦快递、利乐、柯达等，甚至有人扬言要将微软列为《反垄断法》的“第一被告”。呵呵，还真有点儿要把跨国公司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架势！

然而，有意思的是，与一些企业的态度不同，普通民众大多认为，阻碍竞争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不是这些看似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而是那些以行政垄断为后盾的国有企业，比如铁路、邮政、石油、电力、广播、电视、教育、金融等。老百姓的看法并不奇怪，因为对他们来说，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大多物美价廉，而且不喜欢还可以换一家；而垄断性国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则大多价高质劣，并且别无选择。面对这一情形，《反垄断法》这把利剑到底应指向何处呢？

不少人主张，《反垄断法》的重点是反那些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因为它们在国内市场占有的份额很大。但是，占有的市场份额大就等于垄断吗？我们先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对“垄断”下的定义。他说：“垄断是一个企业成为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唯一卖家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一个行业里只有一家企业的时候，才能算在这个行业里形成了垄断。否则，无论一个企业在某领域里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都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垄断”。斯蒂格勒还指出，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形下，具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任意设定价格而不必担心无人购买其产品。从这两个标准来看，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和外企都算不上“垄断企业”，因为它们都不是某行业里唯一的，也没有牛到可以任意设定价格而不怕失去客户的地步。

也许有人会说，跨国公司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令人担忧呀。其实，这种担忧毫无必要。不少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只要市场是开放的，任何企业都可以进入到某个行业中，那么形成垄断企业的可能性就不大。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垄断”实际上很难形成。退一步讲，即便是在某个行业里形成了“自然垄断”，后果也不可怕，因为垄断企业仍然面临着生产替代性产品的行业的竞争。比如，当方便面行业形成“自然垄断”并提高价格时，人们可以选择购买其他类型的方便食品（包括饼干、薯片等），不久就会逼得方便面厂家降价。事实上，对“自然垄断”进行政府管制和干预负面作用极大，常常会限制甚至取消竞争，导致严重的无效率。这一点，只要看看纽约及我国许多大城市里出租车牌照卖价就一目了然（1991年时纽约出租车牌照售价逾15万美元）。那些主张对“自然垄断”干预的人经常举的一个理由就是“市场失灵”，但是斯蒂格勒告诫我们说，“市场失灵”的害处远远小于“政府失灵”。

还有人认为，对跨国公司进行反垄断打击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们占有的市场份额对“民族工业”不利。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毫无根据，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竞争促进发展；没有竞争，“民族企业”根本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和压力。试想，如果没有一家跨国汽车公司在中国，本土的汽车企业马上就会生产出世界一流的汽车？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神话”。再说，那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立足依靠的是出色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只要“民族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它们照样可以在市场上独占鳌头，而不必“嫉妒”那些跨国公司。

必须指出，事实上，真正有害于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垄断基本上只有一种，即“行政垄断”。反这种垄断应当是《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因为由权力支持的垄断不仅使他人无法进入该行业，而且使消费者支付不合理的价格购买劣质产品。当下，人们对垄断性的国企抱怨甚多，渴望《反垄断法》能打破它们的垄断地位，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假如说“经济宪法”的比喻合适的话，那么《反垄断法》的根本要义就是打破权力支持的垄断，因为宪法的目的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舍此，《反垄断法》将有避重就轻之嫌，甚至会误入歧途。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